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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技术巨头集聚的主要城市，其中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不到，但是就业增长占了全国的3/4。这意味着，技术企业越聚集的地方，越能吸引人才聚集，这个地方也会更加富裕。

我们看到平台经济帮助中西部地区卖了一些农产品，好像还挺好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大趋势是中西部这些地区的技术人才偏向于从本地向技术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流动转移。

不同的区域之间——技术密集型的地区和非密集型地区之间，以及城镇和农村之间，在技术经济的发展上实际是失衡的。考虑到这一点，新型举国体制确实应该有所干预，有所作为。

具体怎么样更好地引导平台经济服务发展的大局，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下一步新型基础设施的铺设要重点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前提和主体。

今年1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就下一步如何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到农业农村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初步考虑将采取加快推进村庄规划，支持5G、物联网等新基建向农村覆盖延伸。这是大好事，也是体制优势的体现。

第二，我们也要考虑吸引更多的技术人才，向技术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汇集。

我有一次到西部某省去调研，当地的干部就跟我说，过去80-90年代，当地有许多技校可以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但现在这些“技校”都没有了，当地想学技术的年轻人干脆就到大城市去学习。所以，技术经济越聚集的地方，技术培训越发达。

但其实，比起那些地方而言，欠发达地区才更需要技校。发展互联网经济，我们不能够全部指望技术公司带技术下乡，还应该注意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教育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从长远看，这样才能巩固欠发达地区发展技术经济的产业基础，保证产业发展的韧性。

第三，要注意技术经济的多场景运用。过去，政府在吸引技术企业来地方投资的时候，主要还是盯着经济。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想得更深入。

我到浙江的很多地方去调研，发现浙江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它在一些农村地区或者说是非城市中心地带发展技术经济的时候，不单单围绕着经济思考，而实际上关注到了一种多场景应用与开发。

最近我去了浙江嘉兴，了解到作为新时期“山海协作”工程的一个地区项目，浙江传媒大学的设计系派驻了一个工作组去到温州平阳支持当地农村发展，把文化品牌要素下沉到一个叫新联村的村庄，通过文化符号设计、品牌包装和传媒技术推广，把这里农家散户的传统茶园种植品牌化为一种具有国风的“黄汤茶”，从而极大丰富了一个村庄的文化和社会场景，也深度改变了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