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所谓的“公共性”不一定是由国家来直接接管或者控股，而需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比如，由工人、消费者、政府官员和公众等组成的众多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自治公共信托机构，同时以嵌入式民主管理结构和新的公共利益原则，对平台公司进行结构性重组。
也有人提出，促进分红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推动技术巨头的数据开放。例如仿照传统金融机构监管方式，如果一家技术企业拥有超过5万个人帐户，就应受某些法规的限制。
具体的做法是强迫技术企业开放应用程序接口，要求他们提供对客户数据的API访问权限，使所有市场主体均可以平等地访问消费者数据，这样既可以防止强者越强，也可以促进新的竞争者的出现，从而维护市场开放竞争。
但针对这种看法也有人提出，这么做也许可以促进竞争，但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隐私侵害。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就是使用了脸书等技术巨头的共享信息渗透进美国大选的。
总的来说，在平台经济中，企业股权、架构都是技术企业的，但是因为用户每天在使用平台，实际就成为了平台经济增值的合法的资源贡献者。据此，也有理由参与“分红”，至少是参与企业运营收益分红。至于具体以什么形式分红，我们应该进行大胆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