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结构复杂，其工业化进程能否被“雁行模式”所解释，依然存在争议。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社科院的金碚等都指出，中国在产业政策、制度发展、金融和法律自主权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中国特色。但韩国学者白承旭（Seung-Wook Baek）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共同点多于不同。
自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和整个第二产业都受到了决策者的特别关注，制造业产业和相关政策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而其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生产和生产链，减少对外国生产、需求、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依赖。制造业的战略地位主要源于三个要素：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对产生技术和知识的推动作用；出口能力。
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经历了非常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到本世纪初，国家产业规划基本成型，有了清晰的国内产业资助、扶持政策。自始至终，国有企业在创造和发展国内工业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实施了若干自由化、私有化和重组计划，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值方面仍保持了其重要作用和比重（约50%）。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强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之间差异很大，但在无论如何，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竞争条件都不曾出现。国家对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纺织品、鞋类、玩具、家用电器的制造）的控制、监管和协调，一直较技术密集型战略部门更为宽松。对于关键领域企业（采矿、能源、工程、IT），还有特殊法规的约束。
此外，中国还设定了长期目标，追求在关键细分市场制造可靠的资本和知识集中。政策引导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公司进行调整、合并、淘汰。其中，创新一直是政府政策非常重视的方向。近期，受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开始重视扩大国内需求、发展绿色经济，政策也朝着这些方向有所倾斜。
在世界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国外市场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国家主动承认和参与协调，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参与国外市场活动。例如“走出去”计划，旨在推动国内公司在境外寻求原材料、市场、战略资源、更高效率、多样化布局；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希望在历史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重振和构建以欧亚大陆各地区为主的世界关系，市场提升、知识提升、效率提升和合作提升是该倡议的四个要素。
3、匈牙利的政策应对: “新对外经济战略”和“向东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