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多年交往的经验，以及各类公开资料的披露，美国智库处在复杂而庞杂的社会与政治网络体系中，与政界、企业、媒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政治角度看，“旋转门”机制使美国智库与政府有着牵扯不清的联姻与轮坐关系，比如，智库为提升决策影响力有时不得不迎合政府；再比如，为输送更多下届政府的后备官员不得不押宝某位总统候选人。
华盛顿特区K街一角，因为聚集了大量智库，往往被视作美国政府高官的“旋转门”
从资金角度看，利益集团的捐赠使美国智库很难做出背离捐赠目标的工作，比如，美国智库学者发表观点与发布报告，不能不考虑捐赠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偏好、价值取向。[12]从媒体角度看，美国智库学者为迎合媒体固定的受众，往往屈从于耸动、过激的标题而丧失应有的严肃与客观性。
尽管美国智库界也有少数特立独行者，但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书所述“处于真空中未经人类生活中实际政治问题考验的知识是滑稽而虚无的”，[13]美国智库所谓“独立性”，不是空中楼阁或无本之木，而是与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学界不必美化其“独立性”的优势。
二是打破美国智库正能量的神话。
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社会良心”，智库学者也常被誉为“国家智囊”，理应给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积极贡献。但近一二十年来，“美国智库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14]比如，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执政后又退出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巴黎协定》，背后都是美国智库在推波助澜。
一些美国智库受到高污染能源巨头科氏工业集团和埃克森美孚的资助，掀起了狂热的“反气候变化运动”。诸如哈兰学会、加图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致力于“自由市场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利用国际会议、媒体文章、工作简报等方式全面驳斥“世界上97%气候科学家都支持的变暖事实”，可谓是一场“意识形态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