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加入152个国家签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旨在限制导弹发展的《反导条约》，用加剧了地区紧张，这些建议同样出自美国智库。
美国2003年基于“保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入侵伊拉克，除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以外，美国智库清一色地支持出兵
更糟糕的是，最近几年，美国政治氛围越来越陷入冷战思维与反华反共的“新麦卡锡主义”，顽固地意识形态划线，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进步中心等美国智库不断抛出遏制中国的智库报告，建议全面对华战略竞争，恶化中美关系，使世界面临新冷战的严重风险。[16]
此外，在国际问题上，美国智库习惯于对外发声，却多是倾向于建议用霸权主义压制方式处理分坡，尤其是俄乌冲突上，美国智库一边倒地谴责俄罗斯，支持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而丝毫不反思美国多年来在俄乌矛盾中的“拱火”“煽动”，以致事态越演越烈，美国成为国际冲突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在国内问题上，无论是医保难题、枪击困境、种族分歧，还是金融危机、通胀风险，数以千计的美国智库同样没有给出对症下药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美国智库充斥着一批胡说八道、屡屡犯常识错误的所谓“学者”，他们不负责任，不考虑知识分子应有的客观度、责任心，只求媒体曝光度、项目吸金力，对国际合作、国家发展、社会公平均造成了负向、消极的影响。由此可推导，美国智库在助力国家发展与人类进步进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纪以来美国相对衰弱的重要原因。
三是打破美国智库影响力的神话。
在多数人看来，美国智库往往有巨大的决策影响力。然而，相比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求而言，约2000家美国智库的庞大数量显然是供给过剩的。正如本文一开头就提及的，不少很有名头的美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在销售政策的美国思想市场里，智库的过剩窘境导致其由传统的客观专业政策原创生产者的地位，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与倡议推销者的位置。
比如，传统基金会就自称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贩子”，在公共关系的开销上占到年度总预算的35-40%。他们最狂热的推销对象并不是白宫、国务院等实际政策运行的官员，而是其他三类人：一是保守派国会工作人员，以便让他们能对某些立法议案给出更有指向性的建议；二是不轻信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志同道合的保守分子；三是想在文章中加入保守派观点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