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铁军 董晓丹 罗士轩】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这是唐代李密《陈情表》中的第一句，描述我国在1949年建国之初所遭危机也是恰当的。

1949年，靠“农村包围城市”接手大城市的新政权，一方面要面对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私人资本绝大多数囤积居奇的投机风潮；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不可能短期恢复的情况下，所有文教卫及公交警物等都需要现金开支，却不可能把发动农民革命参军和支前的低成本治理的方式照搬到城市。于是，新政权只能以赤字财政维持城市的基本运转，而在没有黄金或硬通货储备的条件下，也只能大量增发货币弥补赤字。

如此，按照现代经济规律演化出的不可逆结果就是通胀恶化，直接威胁新政权的生存。这也是很多下层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根植于城市的政权旋即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

今天，我们有如此全面的制造业体系和当年的一穷二白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中国的工业化到底是怎么起来的？建国初的危机对中国制造业有着怎样的“催产婆”作用？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治理建国初期发生的赤字和通胀互相恶化的危机？以及如何扭转通胀压力下城市经济符合市场规律的“脱实向虚”？如何应对城乡二元结构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自觉抵制工业品下乡导致工业化难以推进的矛盾……

这一切，对当今困境化解也很有借鉴意义。

“国初经济危机”

我们是从清末开始，就通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引进消化吸收”等，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每一步，都跌跌撞撞，很难成功。

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后起国家，日本就是这场危机中受影响比较严重的国家，进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争。

而这个期间，正好是民国政府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进入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高增长时期，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向外获得任何剩余来形成本国资本积累，只能对内。

所谓对内，主要是城市工业从农业提取剩余。

农业产出本来就低，如果过量剩余被城市工业提取，会导致乡村衰败，小农破产。国内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随之风起云涌，内忧外患之际，使得国民政府在三十年代开始兴起的“民国黄金十年”遭遇到了难以改变的危机。

那时候的那几代人，无论如何努力，客观上都没有条件改变这场内生性危机。

同时，由于民国政权相对稳定后于1935年到1936年改行纸币制，放弃原有用白银做货币的同时，却因美国白银提价而出现白银外流，遂从1936年开始逐渐陷入通货膨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