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计划、成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迈开了步伐。（图自新华社）
到1956年，伴随着国家资本完成对私人资本的改造，工业化叠加城市化显著加快。于是，大型工业品下乡的要求使得中央推出了以乡为单位的农村集体化，这以后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来源于从农业提取的剩余。
其四，私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一次逆周期调节。
上文介绍了恶性通胀被新政权缓解的基本经验。而危机之后进入萧条也是一般规律。私人资本的小规模企业，抗不住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对他们的打击，投机经济1950年被压抑之后，大量的私人资本在投机中的损失直接表现为进入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试图继续新民主主义，可无论怎样刺激发展实体经济，私人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就是活不起来。
一方面是这个通货紧缩、经济下滑的萧条阶段，另一方面是政府加强物资采购服务于战争需求；那就只有政府直接干预。然而，当政府直接来下场购买，形成对私人资本经济拉动的时候，双方都出了很多问题，那就派生了“三反五反运动”；随后，则是战争中得到苏联东欧“外资”直接战略性援助而迅速壮大起来的国家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
忘不了本，才有未来。中国工业化怎么来的？
据统计，随着农民收入增加，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额从1950年的7.3万元增加到1952年的14.1万元，增长91.15%，比农民购买力增长速度高出11个百分点。
我们1949年出生的一批孩子，很多取名为铁犁。建国初期城市中刚有所恢复的民族工业，参照苏联通过马拉步犁提高农业装备系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耕作方式，生产出了“双轮双铧犁”。随即就有个“铁犁”下不了乡的故事，可以说明城乡二元结构客观上存在的对立性矛盾。
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拉力比木犁增加一倍，可以同时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并且比一般犁沟垄犁得更深。相对于当时农民普遍使用的木犁，它被老百姓俗称为“铁犁”。其成本仅29元，而销价为39元（1955年后新币值）。
这在城市，应该是自主性的民族工业开始有了支农产品的大事。很多报纸大力宣传，很多进城干部都激动地给自己那年出世的孩子起名叫“铁犁”，无论男女。
但在农村，无论政府怎样宣传动员，却很少有农民购买。
因为土改之后全面恢复的传统小农经济，仍然是一种“资本浅化”的经济类型：一是村里的木匠打个架子，铁匠打个型铧，套个牲口就可以耕田了，并不需要再去购买一个“铁犁”；二是长期以来，村社内部包括工商业在内的多种经营并不走现金交易，因而村民没有购买城市工业品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