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种双轮双铧犁还是靠“组织分配”半强制地下到农村的，但已经是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由于这种“一刀切”的命令式做法没法考虑农村千差万别的地质地貌特征，确有一些地方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有很多地方分下来的“铁犁”因难以适应当地农地和牲畜条件而被置弃一隅。这个农村合作化之后的“铁犁”尾声也表明，正是有了农民合作体系的建设，才可以承接城市工业品下乡。

1956年形成了以乡为单位的集体化之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形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之间的剪刀差，国家用剪刀差的方式提取了大约七千多亿的农业剩余，到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九千多亿，所以有人说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老农民创造的，是农业剩余提取进了城，变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越是加强剪刀差，农村可供分配的就越少，到60年代我全家都下乡插队的时候，我们一个直白的感受就是，集体能够分配的只是总产量中的一少部分，相当大部分在我们分之前国家已经拿走了，为什么说社员没有劳动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大锅饭，而是我们的大锅饭给农民留下的少，国家提取走的多。

很多人以为是农村集体化搞得不好，其实是城市工业化只能用农村集体化的方式提取积累。要明白，国家资本早期的原始积累和中期的逐步壮大是和这一系列历史的重大事件直接结合的，我们基本上是个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事求是的政策体系。

今天所做的一切，应该说是一个历史延续的演变过程，从来没有中断。

在这些问题上，国家资本壮大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资本和分散小农之间的矛盾，都是我们在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克服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