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新政权对这场危机调控成功，一是得益于土改形成的革命红利；二是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折实体系。二者都在扭转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城市当时实行的是军管，所有的外汇投机、股票投机，全部被用军事管制的手段取消了。私人资本经济下，只要那些能够吸引金融资本投机的投资人大量进场，资金就不可能向实体经济投。所以，如果一手开放虚拟资本交易，一手还要鼓励实体经济，显然是自相矛盾。建国之初的主要做法，一是打掉投机才能让资金去搞实体经济。二是本币的锚很大程度上是折实，锚定在实体经济上。银行那时候都叫“存三白”，就是存进去钱的时候值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钱的时候还能买等量的白米、白面、白布。所以并不是老百姓直接把米面布存到银行，而是存到银行的钱可以相对实物等值地得到保障，主权货币信用是用折实方式支撑的。这些都是化解通胀的主因。
其三，国家资本：重构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财产关系。
国初危机化解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跟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很大的因素，就是新政权把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没收了，也把跨国公司代表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产没收了。通过革命所建立的经济成分叫国家资本，具有全民所有制属性，也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中最可操控的手段就是国家资本，但它在最初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中是很弱小的。只是因为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打赢，苏联开始向中国输出装备生产线，国家资本才得到了陡然加强。
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军事装备生产线在战时被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本直接吸收，就需要很多劳动力进城去搞基本建设。因为那时候没多少机械，所以挖土方、修马路、盖厂房，所有这些大规模基建都靠的是农民劳动力进城。整个“一五计划”期间有两千多万农村壮劳力进城，这些人未必适合工业，主要是搞基建的，就需要国家主办的供销社采购大量农产品来保障他们的生活，于是就构成了国家的物流系统和农村之间的剩余之间的交换，这个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国家资本经济体系就壮大起来，新民主主义阶段财产关系的所有制结构随之也改变了。
因为，当国家资本大规模加强的时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所以就有了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国家资本确实发展速度很快，1953到1956年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对私人资本的改造。此后，是国家资本以全民所有制的属性，形成了对农村中获取剩余的体制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