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是靠政府政治强权赋权的纸介信用，民国称为法币（一个国家的法定货币，指的是1935年至1948年，国民政府发行的流通货币名称），一般来说，国家政治强权的权力有多大，向纸币系统做信用赋权的能力就有多大。但因为战争需要增加军费开支等，法币从发行之初，就不是硬货币，随着财政不断赤字，政府就得增发货币弥补，这个基本矛盾无法改观。
国民政府1948年有个深化改革，在美国人从来坚持的“美国第一主义”的善意帮助下进行的——政府借入4800万“美金”作为“金圆券”货币发行依据，这就实质性地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名义”主权货币体系。
但是，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外汇本位的货币体系仅4个月就崩溃了，民国长期通胀随之恶化，使军费占比达80%以上的高赤字财政不可能再维持，现代金融与现代财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军事上的失败。共产党靠小米加步枪的一个连队，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交枪，除了革命军人神勇之外，还因为国民政府确实没“真钱”给军队发饷了。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时期主要靠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改来支援解放战争，农村根据地没有条件构建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来支付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军从村里取走多少小米、军鞋、门板（担架），打个借条就可以了。当年战争时期给农民打的借条，直到2007年还有兑现。那时，农村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却能够靠低成本的传统农村包围高成本的现代城市取得革命胜利。
但是，共产党刚一打进大城市，就立即遭遇到和国民政府一样的现代化困境——必须每天都要有财政开支才能维护城市管理，民国军队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开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医疗、街道卫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现代财政才能维持。
由此，势所必然地发生所谓“国初经济危机”。
1949年，新政权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的严重财政赤字，虽然比国民政府时期低大约10%，但赤字率仍高达70%左右。新政权为了保证财政开支，也只能增发货币。但国民党在离开大陆的时候把国库的黄金和外汇全部带走了，按照教科书理论，这样发出的货币只能是“毛票子”。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大批粮、煤运抵上海（图片来自东方网）
全面去依附
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我们是怎么走出来并且进入工业化第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