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农民还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为了今后买地需要，而储存到银行，这些货币不进入流通领域，也就没有造成通胀压力。这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行大量回笼并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总之，新政权一方面靠回归传统的土改普遍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则靠增发现代货币换取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帮助政府压低了城市物价并且反过来吸纳了过量增发货币。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1948年民国金圆券改革造成的恶性通胀危机初步平定下来了。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
其一，土地革命派生出农产品贸易量增加、支撑增发的主权货币。
革命能够产生制度收益，我们称之为“革命红利”。当整个国家被西方完全封锁，意味着我们被迫实现了去依附，就像最近这几年美国一再提出制裁中国，让中国所谓脱钩，这其实是又一次全面的让中国去依附。
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被动去依附，到底是怎样走出危机的？
首先是政府理性，我们不能只强调私人经济的经济理性，还要强调政府理性，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我们是一个战争打出来并且打了一百多年解殖战争的政权，能不能轻易的放松底线？关系到能不能放弃主权的原则！不能。因此只要我们不放弃主权独立，就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拥护，因为大多数人亲身经历了主权丧失、半殖民地社会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所以，坚持政府理性就是要维护主权的同时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就得到了中国当时占人口88%的农民——即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其二，本币之锚：“三折实”使本币基于实物信用。
接着，由于我们是主权货币，而这个主权货币当时是用解放区的方式，是折实的，当时的财政、金融都是折实，折成小米。毛主席当时工资是折算成一年三万多斤小米，一个部长几万斤小米，都是这样算的。我父亲那一代人进城当老师，也是按照折实来算他们的工资。
用折实的方式内生性地与土改结合，因为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后，农民的产出在提高，形成的增产拿来跟政府交换，要存起钱来才能买地，于是政府大量增发的货币被农民吸纳，就使国家货币主权保持了相对稳定。独立主权向货币体系赋权形成的信用，农民是接受的，因为农民本身是革命主体。这意味着大量增发的货币储备回到银行，等于农民帮助国家完成了一个货币收发的闭环。农民销售的农产品被国家组织的物流系统调到沿海沿江大城市，打掉了投机把物价先降下来，实体经济就能复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