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目标市场（那些具有特定医学病症的人）从研究项目确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知和可量化，对产品的需求也被第三方资助所保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家是主要资助者；在美国，它是私人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等公共计划的混合体。无论哪种方式，需求的弹性都很低甚至不存在，即使价格高得离谱（如癌症治疗），对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减少。
因此，从生物技术初创企业启动的那一刻起，其创始人和资助者就可以根据现实预估技术成功应用后的预期收益。信息技术的初创企业则很难有这种优势，即使它们面向的是企业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更不用说面向消费者）。
2 哪个风险？
生物技术领域跟其他领域一样，国家采购已被证明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在最近美国在“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译注：美国2020年初针对新冠疫苗开展的行动，由公私部门合作，在众多候选疫苗中快速筛选疫苗并进行分发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国家通过“预付款”推动，以超过所有人预期的速度交付了新冠疫苗。
两百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军队利用公共采购取得了同样惊人的结果。斯坦福大学的普里亚·萨蒂亚（Priya Satia）在《枪支帝国：工业革命的暴力制造》（Empire of Guns: The Violent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英国陆军每年对枪支的需求从一万支增加到数百万支。结果，正如亚当·斯密所预料的那样，枪支工业通过更精细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英国伯明翰是枪支工业的发源地，也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车间——这一切都是因为国家保证的非市场需求的“拉动”。
但伯明翰的枪都是手工制作的。工业革命的真正革命性创新是用可互换的零件制造商品，它来得稍晚。制造技术突破的信号来自美国内战几十年之前，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和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美国军械库。
正如制造业历史学家霍恩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