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第二个维度上，市场和技术风险之间的平衡开始发挥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到战后一代，杜邦专注于开发全新的合成纤维，并在尼龙上取得了早期的成功。尽管“无法从实验室制作的小样本中确定新纤维的用途”，但它很快就被证明是一种明显优于天然丝绸的材料，开辟了女性丝袜市场。
其他合成纤维产品，如奥纶和涤纶，面临了艰巨的市场挑战，因为它们看似明显的预期市场失败了。公司发现，新的弹性纤维在已经有特许经营权的应用中获得了最大的竞争优势（人造丝和醋酸纤维）。最终，管理层咬紧牙关，关闭了投资占比最高的工厂。至关重要的是，杜邦的垄断力量赋予了它成功应对市场风险的资源。
4 数字时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国防部为所有技术设定了创新的方向和步伐，这些技术后来推动了数字革命。在上游，国防部资助了计算机科学和固体物理学（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额外支持）。在供给端，国防部是计算机科学和半导体研发的主要资助者；在需求端，它还是第一台原型计算机、第一批微电子元件和第一批运行软件应用程序的战略客户。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防部才不再是数字行业的主导力量。到那时，半导体的成本下降和可靠性提高已经到了可以向大规模商业市场过渡的程度。IBM推出的第一台个人电脑是这一发展的关键积极信号。相反的信号则是英特尔拒绝参加国防部的下一代微处理器竞赛，该竞赛优先考虑绝对性能，而非商业上的“性价比”指标。
当然，像今天一样，军事需求继续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通过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军事上对计算机网络开放协议链接和全球定位能力的需求推动了互联网和数字时代其他基础的技术进步。但随着数字革命的成熟，这些技术也不免受到数字革命的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