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商业市场的出现恰逢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可以始终为所有问题提供公平、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政府干预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但数字革命产生了三大后果，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新自由主义教条。
首先，数字计算机和网络使供应链（包括服务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极大扩展，就业分布、选举数据和新冠大流行暴露的经济脆弱性反映了这一现象的深远影响。第二个结果是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反映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薪酬水平上。最后，数字技术在金融化中发挥了独特而决定性的作用，将越来越多的资产转化为受泡沫和泡沫破灭动态影响的金融证券，使金融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
这些经济和政治结果已经足以推倒新自由主义范式。但是，气候变化和中国崛起这两件事情的出现则进一步削弱了它，并使得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主动积极的作用这件事获得了合法性。
5 重新发现产业政策
中国已证明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追随者经济体”，甚至超越了19世纪美国的崛起。讽刺的是，中国挪用的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条经验，正是20世纪美国推进技术发展的公私合作模式。事实证明，它在中国非常成功，以至于拜登政府现在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政策方案在美国复兴了它。
可悲的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落后了大约30年。但是，在《通胀削减法案》（IRA）中，拜登政府最终成功将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打造成了国家干预市场的合理理由。
诚然，《通胀削减法案》的大多数金融措施都采取了税收优惠的形式，但也为更直接的国家行动打开了大门，以减少阻碍并有效应对市场和技术风险。一个（但不是唯一一个）缺失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先进储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该系统可以在电网规模上运行，以适应可再生电力的间歇性生产。
新的公共政策范式正在“市场塑造”的旗帜下形成，它15年前首次在公共卫生领域出现，当时全球基金通过部署支持开发、分配那些营利性制药行业忽略的疾病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全球基金的预先市场承诺计划（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译注：研发阶段就签订有约束力的购买合同，以激励企业加速研发，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首创，主要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疫苗、药品研发活动中应用）是“曲速行动”的典范。
这一术语创新标志着公共政策辩论的实质性变化。其最引人注目的支持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克雷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