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
拜登要与中国“极端竞争”，科技是重要方面。今年1月21日美国政府发布新规，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的外国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和居住提供便利。
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CSET）的研究报告发显示，2000年美国大学在STEM领域授予博士学位的数目是中国大学的两倍，但到了2007年，中国的理工博士人数超过了美国。在过去十年内，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博士人数一直稳步增加。根据目前的招生模式，预计到2025年时中国每年的理工科博士毕业生要比美国多将近一倍；扣除国际学生，实际上，中国与美国的比例更接近三比一。这是很重要的转折。
肯定会有人急着指出：中国理工博士的质量不行，数量不等于质量。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三个误区：
1、美国理工博士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
2、理工博士的数量与其说代表研发产出，不如说代表研发投资；
3、在大部分应用研发中，人力优势是有用的。
理论科学的重大突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砸大钱未必能砸出大成果，就像砸大钱未必能砸出大文豪、大诗人、大画家、大作曲家一样。但“可遇”的前提是需要经常在机缘门口晃荡，不在机缘的门口晃荡是肯定抓不住一闪而过的机缘的，更多的人在机缘门口晃荡是能增加抓住机缘的机会的。换句话说，人力优势是有用的。
应用科技的重大突破则不同，重点常在于理论上已经证明但依然粗略的概念的深化、细化和排除工程实现中的歧路。比如，居里夫人发现了放射性，这是理论科学的突破性发现；费米在芝加哥反应堆实现了可控核反应，这解决了工程实现的门槛问题；但直到奥本海默领导巨大的曼哈顿工程团队，才最后实现了原子弹。奥本海默手下有很多科学家，但更多的是工程师，大部分科学家发挥的也是工程师的作用。
在涉及多学科的应用研究中，团队和砸钱是管用的，可以在最短时间里突破最多的技术细节。科技不是巫术，如果别人已经在实践中证明是可行的，或者在基础理论层面上证明了可行的，这就好比在迷雾中有了指南针，剩下的就是一步一步把路走通。并不是每一条路都能走通的，但既然是可行的，出路就在前方，只要不懈努力、反复尝试，并在尝试中总结规律，最终是走得出去的。人多力量大，摸索的路径多，及早走通的可能性就大，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航空发动机和芯片困境，也是这样。
这可以用军事上的兰彻斯特方程进行比照。兰彻斯特指出，在远距离交火时，每一方的损失率和对方兵力成正比，也和己方兵力成正比。对方的枪手越多，己方有人被打中的机会越多；己方人数越多，目标越多，有人被打中的机会也越多。因此，双方的损失率可用微分方程表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