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在中美科技竞争中,中国理工博士“产量”大的意义何在?

中美日分类科技投资(图源:CSIS)

从分类科技投资来看,中国的实验类投资占比最高,与美日的实验类与应用类之和相当。这是在积累阶段的必须,只有把各种材料、方法都试一遍,才谈得上组合成新科技、新产品,接下去提升应用科研占比才是有源之水。只有应用科研水平上去了,基础科研才不是象牙塔,而成为引领应用科研的先锋队。这也是企业主导科研的特征。

有意思的是,过去10年里,中国应用科研的占比下降了。如果数据向前延伸到90年代,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占比都更高,因为政府主导的成份更高。这是因为过去面向具体产品和工艺的实验科研的投资力度还不够大,现在在补课。就投资的绝对力度来说,应用科研的投资力度是大大增加的。

应用研究需要阳光(政策)、水分(需求)、土壤(供应链)、种子(基本技术)、肥料(投资),中国已经俱全,种子的起点暂时较低。相比之下,美国只有阳光、种子和肥料,缺了最关键的水分和土壤。

中国的工业和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还是有很多前沿需要填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科技是生产力,知识经济格外重要。美国试图用科技脱钩来阻滞中国发展,中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也需要确保科技前沿的连贯和完整,这正是中国理工博士“产量”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