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世界正在感受美国日益浓烈的战争恶意。在乌克兰冲突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美国与北约不断升级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也不忘继续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挑衅。
4月14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
5月4日，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在国会极力渲染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的“核威胁”，并称中国“很可能利用核胁迫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5月5日，韩国宣布加入北约组织旗下的一个网络防御组织；同时韩国和日本都被邀请参加在马德里的北约峰会，北约的“亚洲分部”呼之欲出。
面对美国拜登政府表现出的激进好战外交姿态，人们不禁要问：在美国的统治精英中，是哪些人在鼓吹战争？美国国内是否还存在能遏制这种好战情绪的机制？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拜登政府中，两个原本彼此竞争的外交政策精英团体——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战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识，使美国的好战情绪达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共识，形成了对于外交政策的坚实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韦内齐亚尔认为，美国政府已经不是一个受人民制约和平衡的政府。图源：ABC News
好战派外交政策精英的合流
美国自由主义鹰派的早期代表包括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其思想根源——自由干涉主义——则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为民主战斗”的主张。对越南的入侵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越南战争失败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暂时地减少了对外干涉的呼声。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当时也被称为“波音公司的参议员”）与其他支持国际干预的反共分子一起，促成了新保守主义者团体。新保守主义派在1970年代末支持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因为他致力于对抗苏联的 "扩张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单边主义崛起，新保守派进入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其思想领袖保罗·沃尔福威茨曾是亨利·杰克逊的助手，当时担任负责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1992年，在苏联解体后仅几个月，沃尔福威茨提出了一份《国防政策指南》，明确主张美国要扩大军事力量、确立永久性的“独角兽”地位，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及其所有周边地区，以防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通过武力投射在全世界保持美国领导的单极态势，这一“大战略”影响了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第一次海湾战争之所以能够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的虚弱。随后，美国和北约以军事力量强行肢解了南斯拉夫。“9·11”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被新保守主义分子（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