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不久以前，下中产阶级对“美国帝国”兴趣不大、和中国也没有太多交集，但他们能感受到近年来经济上的变化。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实际从未恢复活力，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大资本家赚足了利润，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遭受了损害。特朗普将这个对现状不满又缺乏代言人的群体动员起来成为他的重要票仓，动员的手段就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种族资本主义以及通过“新冷战”来全面打压中国这个对手。
目前在美国国内，民众普遍对中国抱有敌意，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则不断强化“中国是自由世界的邪恶敌人，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印象，国内言论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任何对中俄表示同情、甚至只是客观分析的声音，都会受到舆论和大众的强烈抨击。一些进步人士表示，自朝鲜战争后从未在美国见过如此恶劣的舆论环境，甚至有人将当今美国的社会氛围比作1930年代初的德国。
正在美国社会发生的这一幕其实也告诉我们，外人经常误解美国国家机器中的所谓“制衡机制”是为了实现三权分立。与欧洲社会革命运动不断催生的宪法改革的历史不同，这一部最初由一批产业主（包括奴隶主）奠基的美国宪法，一开始就旨在保护私人财产拥有者的权利，防止“暴民多数派”统治。直到今天，宪法仍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消解掉大多数传统的资产阶级社会法律权利。
诸如选举人团这样的措施，旨在阻止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小布什和特朗普赢得总统职位时，实际获得的票数都少于他们各自的对手。这一措施最初是为了保护南方蓄奴州和其他较小的农业州的利益，一直延续至今，因为修改宪法的过程从一开始就设计得极其困难和繁琐。尽管最终取消了禁止黑人、妇女和没有财产的人享有投票权的规定，但剥夺选民权利的情况仍然存在。2021年，有19个州颁布了34项压制选民的法律，可能限制这些州内多达5500万选民的投票权。同时，最高法院有能力推翻选举权立法、取消平权行动、并允许宗教组织削弱公民权利。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被称为“公民联合”的裁决，取消了对私人和企业对选举捐款额度的限制，选举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场“财力的较量”。在2020年的选举中，总统和国会参议院选举的总支出为140亿美元。现在又要加上“心理-技术竞争”因素，基于社交媒体、行为经济学和大数据的技术手段无孔不入，对选举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些技术又极其昂贵，这些措施保障了只有富人才有可能参政。2016年，参议员的财富中位数超过300万美元。这已经不是一个受人民制约和平衡的政府。
战争的阴霾还会散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