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期待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向他们开放市场，但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中国发生政权变更、彻底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索罗斯的反华态度众所周知。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去年11月声称“摩根大通会比中国共产党更长寿”（尽管事后他道歉称自己只是在开玩笑），并暗示中国如果试图收复台湾将遭受沉重的军事打击。中国政府加强对资本无序扩张的管制和一系列中概股从美国退市，显示出中国资本市场并未完全朝着华尔街希望的方向发展。尽管查理·芒格在5月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称“中国值得投资”，但不要忽视他这句话的前提：中国政府是所谓“侵犯人权”的“集权主义政权”，只是因为“在中国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企业”，所以才“值得冒额外的风险”。
美国零售消费业被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挤压早已不是新闻。去年3月，耐克等品牌以子虚乌有的“强迫劳动”为理由抵制新疆棉花，5月又在中国发布涉嫌种族歧视的广告，结果是市场占比进一步下滑，被中国国产品牌安踏迎头赶上。中美文化娱乐业在新冠疫情后已经明显脱钩，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中，国产电影占了85%，曾深受中国观众喜爱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连续因意识形态问题无法进入中国市场，2021年中国票房为0，最近的《奇异博士2》再次出现反华镜头，预计仍然无法在中国上映。美国企业在商业利益与意识形态上的权衡判断，从这些案例上可见一斑。
当然，在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时，不能忽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影响力——这个行业是帝国主义战略经济、政治和军事部门的顶峰。美国对军事优势的追求导致了在武器、硅芯片、先进通信（包括卫星网络战）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疯狂支出。五角大楼声称其未来10年至少需要7.3万亿美元拨款，这笔钱大部分会流入军工复合体。世界前六大军事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技术、BAE系统、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通用动力）每年的总销售额超过1600亿美元，新近加入竞争的则是亚马逊、微软、谷歌、甲骨文、IBM、Palantir（创始人彼得·蒂尔是个反华的极端好战分子）等科技企业，他们获得的一些大合同金额高达上百亿美元。
公职人员、尤其是军队和国防部高官通过“旋转门”从军工企业拿到高额报酬，这在美国的体制中竟然不被视为腐败。比尔·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后从私营企业获得1.2亿美元报酬，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时从私营企业获得了1.56亿美元的“慈善捐赠”。现任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作为四星上将退役后，曾在联合技术、雷神技术等军工企业担任董事，他的700万美元净资产大部分都是在这些职位上赚来的。绰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于2013年退役后，在其后的5年间，通过从一大批军事承包商那里获得高额报酬积累了700万美元净资产，其中包括价值60万至125万美元的通用动力公司的股票和期权。随后马蒂斯又转回政界，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