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都主张对外军事干涉，自由鹰派和新保守派在历史上有两项主要差异。第一，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主张无视多边机构。第二，自由鹰派寻求与美国主导的西方盟国一同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违反一切国际法律。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新保守派乐于接受“美国帝国”的称号，并作为世界唯一帝国的统治者单方面决定对任何国家的军事干涉。
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美国的两党有着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表面上看，2000年到2016年，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确是新保守派主要阵地偏向共和党的政策，而布鲁金斯学会和后来新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等智库则有更多自由鹰派成员偏向民主党。但各个智库中都有来自两党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党派门户，而是所谓“两党外交政策共识”中的具体政策分歧。实际上，在白宫和议会决策的背后，由非营利基金会、大学、智库、政策研讨团体等机构共同组成的政策规划网络，将源于企业和资本家的“议题”打磨成政策提案和报告。
另外一个人们常见的误解是，所谓自由主义“进步”（progressive）一面会平衡社会发展、支持国际援助与限制军费开支。然而，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其基础是国家屈从于市场力量，并对医疗、食品援助和教育等社会支出实行紧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遵循这一原则。新自由主义鼓励无限制的军事开支，拜登政府最新预算中包括813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比上年预算增加了4%。在COVID-19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提供了的5万亿刺激资金中1.7万亿直接进入大企业的口袋。特别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严重损害了全球南方人民的生活质量。它将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陷阱，迫使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休止地偿付债务。
在外交政策领域，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是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该智库接受来自各种来源的捐赠，目前的董事会成员中既有老布什的主要中东问题顾问理查德·哈斯，也有奥巴马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德国《明镜》杂志曾将CFR描述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私人机构”和“资本主义的中央政治局”。 《华盛顿邮报》高级编辑和调察员理查德·哈伍德称该委员会及其成员为“最接近于美国统治机构的东西”。
不论在选举中支持哪一党的候选人，这个长期协作的网络一直保持着外交政策的稳定。这种在国际事务上“美国至上”、拒绝其他国家插手的世界观，可以追溯到1823年以来的门罗主义，只是现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将从前局限在美洲大陆的门罗主义推广到了全世界。跨政党协同和转换政党都是这个外交政策精英群体的常态，他们与执政的资本主义阶级以及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Deep State”（情报机构和军方）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