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曾经公开主张美国应当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与自由鹰派代表安东尼·布林肯一起写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国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他们呼吁“遏制”（即包围并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对“美国的对手”采取“预防性外交和威慑”政策——即“把男孩和坦克送到任何地方”。
顺便一提，罗伯特·卡根的妻子维多利亚·努兰德（Victoria Nuland）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助理国务卿，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众所周知，她在组织和支持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目前她在拜登政府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这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三高位，仅次于国务卿布林肯和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她还是自由鹰派领袖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最近刚刚去世）的亲信与精神传人。从这个小圈子俱乐部，不难发现二大外交精英阵营的高度融合，也可以发现引发乌克兰危机的实际推手。
从乌克兰危机演化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这个好战精英团体采取策略的轨迹是：强化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以北约（而非联合国）作为对外干涉的首要机制；拒绝承认“对手”对于敏感区域的主权和安全诉求，以此挑衅对方开战；甚至谋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在对手领土或周边进行“有限核战争”；在全过程中施加单边胁迫性措施，实施“混合战争”——结合经济制裁、金融、信息、宣传、文化、颜色革命、网络战、法律战等全方位的手段，以期削弱和颠覆对手政权。如果在乌克兰取得理想的成果，同样的策略无疑会被复制到西太平洋。
战略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政策精英们在其他次要问题（如气候变化）上没有分歧。但即使在气候问题上，我们最近也看到：美国要求欧洲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而拜登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对这一举措可能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不置一词——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用自己的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在欧洲的天然气销售。美国国内的冲突和矛盾仍未得到解决，并正在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一些国际上的进步人士发起运动，表达他们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战略的担忧。“新冷战”的概念在一些方面低估了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恶意。历史上与苏联的冷战是有底线有规则的：美国采用多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压，谋求颠覆苏联政权，但并不谋求改变核武器势力边界，双方承认实际控制的利益范围与安全需求。
而如今《华尔街日报》竟公然呼吁“美国应当展现赢得一场核战争的能力”，CFR的精英们声称乌克兰和台湾都是西方军事势力范围内的战略要地而必须得到保卫。就连冷战的领袖基辛格也对当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示担忧和反对，他认为将中俄分而治之、挑拨俄罗斯对抗中国才是正确的策略，警告与这两个拥核大国直接开战会导致危险的后果。凯南和麦克纳马拉想必也会赞同基辛格的态度，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不过，老一代冷战领袖已然凋敝，没人再倾听他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