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形成过程 图源：《谁统治美国？》，作者威廉多姆霍夫
大约迟至2008年之前，共和党中聚集的新保守派主要战略目标仍然是彻底肢解俄罗斯、并将其无核化。然而在2008年左右，美国政治精英势力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且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不会成为下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新保守派把中国完全纳入了对抗和遏制的视野。
与此同时，一些倾向民主党的自由鹰派成立了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自由鹰派的代表、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主导制订并实施了“重返亚太”战略，这个战略自然得到还在共和党阵营中的新保守派人士首肯，被马克斯·布特（Max Boot）赞扬为“强有力的声音”。然而，将北约扩大到乌克兰并与俄罗斯对抗的战略，仍然是新保守派和自由派鹰派的优先事项。在战略优先级方面，他们反对主张与俄罗斯缓和关系、以便强化与中国对抗的“现实主义者”的立场。
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胜利在CFR共识中造成了短期的动荡。特朗普代表了一场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大资本精英内部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力支持他，包括航运巨头Uline的所有者迪克·乌伊莱因、建材零售商家得宝的创始人伯尼·马库斯、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的投资人罗伯特·墨瑟、银行家蒂莫西·梅隆等人。
特朗普在全球事务上的收缩态势——尤其是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以及与朝鲜的外交接触——符合中下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诉求，也得到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包括亨利·基辛格）的支持，但让新保守派心生不满。一批新保守派精英在反特朗普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约300名曾在布什政府任职的官员在2020年大选中转入民主党阵营，新保守派大佬马克斯·布特也成为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思想领袖。2003年，布特曾写道：“鉴于‘帝国主义’背负的历史包袱，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拥抱这个词。但它绝对应该接受这种做法”。
排除了特朗普的干扰之后，CFR回归常态的同时，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则在拜登政权中实现了战略导向的彻底合流。在“9·11”之后，由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两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势，但近年来他们在一些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形成了联合，这是数十年来未曾出现过的跨越。
两派精英达成共识的国际事务理论可以简述为：美国应该积极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欢迎的政权，全力促进“自由民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其全球霸权，并打击那些挑战西方价值和军事霸权的国家——首当其冲者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去年5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个词意味着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基于联合国的更广泛的机构），这表明自由鹰派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追随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幌子——除非这些组织遵循美国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