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回头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也是按照不确定性的程度来分类。就是1月24日湖北省封省之前，那里有着深度的不确定性，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去应对。做比喻的话，湖北打了一次遭遇战，根本没有想到走着走着突然会遭到袭击。

从1月24日到2月20日，湖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是“一般不确定性”。以2月20日作为截止日期，因为那一天中国全国的确诊人数下降到了每天百位数，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它是什么，而且也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防范和治疗。这时可以用“阻击战”或“总体战”来比喻，就是我已经知道我遭遇到敌人，我要阻击他。但是有“一般的不确定性”，敌人有多少，敌人有多厉害我不知道。

2月20号以后，其他的国家是“确定性”。此时，湖北和中国的情况已经被国外所知，中国以外的确诊病例也已经升至千位，到1000人以上，所以我把它看成一个重要时间点。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人们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追责。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跟大家商讨一下。

在确定性条件下，是应该追责，而且是可以追责的。“灰犀牛”事件没有预防到，就是失职，可以而且应该追责。但是在“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的决策就不那么容易追责了，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都希望在做决策之前已经把所有信息和条件都掌握清楚，但实际上，很多决策都是无奈应对，渐进调试，开始的时候都不会那么清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的话，也只会使得那些以后在相似情况下做决策的人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来应对。所以追责并不容易，一定要非常小心。

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我觉得出现错误偏差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没有人是上帝，什么东西都事先就知道，在深度不确定性之下出现错误或偏差都是完全可能的，1月25日之前的武汉就是这种情况。任何人执意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乏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这是我的看法。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我讲一讲疫情大考中的想不到。这次疫情能与1918年那次大流感有一比。和一百多年前相比，这次的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要少，但这一百多年来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进步了多少？居然还会有这么大的疫情，所以确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各国面临的疫情有相同的地方，但确定性程度是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都面临着一次大考。那么现在回头看过去8个月，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应对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很不一样。也可以说，这次疫情让制度的优劣显现无遗。我们看一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