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我讲一讲疫情带来的一些后续事件。比如说，这次疫情爆发以后，国际经济可能会有洗牌。由于各国受影响程度不一样，经济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时，疫情也揭示了我第三部分讲的，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对抗疫的作用可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会进行一些思考。所以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力量的对比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很多很深刻的一些问题。对此，专家们成天在辩论，我就不发表议论了。现在有人想出了个词叫“慢全球化”。就是全球化在80年代以后开始加速，但现在可能会减缓。

其实去年有一个报告已经发现，按数字算的话，全球化的指数已经开始回落。疫情发生后，全球化还会继续，但是速度会慢下来。这是比较好的一种可能性。

也有人说可能会再全球化，就是这一波的全球化不全面，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所以需要再来一次，在别的地方进行补漏、补缺，英文叫Reglobalization。还有一种可能叫去全球化，叫Deglobalization，就是全球化出现退潮。跟这个议题相关的，我们用一个词叫脱钩decoupling。有些人讲可能会出现新的铁幕，出现新的冷战，这都是去全球化的表现，就是我跟你不一起玩儿了，我不带你玩儿了，这是西方的那种心态。

到底哪一种可能性会出现？说实在的，现在大家都在猜。但是不确定性在增加，很多不确定性是“深度的不确定性”。最近几年，国外的一些学者对这方面有一些研究。由于是深度不确定的，想拿出一套成体系的方案来应对，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会问“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应对？”西方有一个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是我们可以调整风帆。”就是说海上航行时，我们不知道风会往哪里刮，我们能做的只是按照风向的变化来调整你的风帆，不然的话，就可能灭顶之灾。

这种“深度的不确定性”，跟“摸着石头过河”有一点不一样。后者往往没有时效性，就是说我可以用很长的时间摸着石头慢慢过河。但是面对着“深度不确定性”事件初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必须非常快地进行及时调整，不然可能会很惨。

我的归纳是，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决策需要四种能力：

一是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把“深度不确定性”慢慢变成“不确定性”，然后再变成“确定性”需要的就是这个能力。比如，我们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23、25日之间，就在迅速地搜集分析信息。

第二是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应对这次疫情时，虽然城市和小区被封锁了，我们还是能让居民们吃到菜，买到药。虽然不那么方便，但是整个社会还能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