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八佰》立项的时候，金马奖还有一丝“导演认可证”的公信力
但选择四行仓库八佰壮士这一题材，确实有助于争夺金马奖，因为歌颂“800壮士”本身就是一种很现代的国民党视角下的抗战叙事。
为什么说很现代，因为国民党正儿八经地宣传“800壮士”的时间不早于1975年。在解放战争全面失败，国民党反动集团败退到台湾成为蜗居一隅的逆贼败党以后，为了维持所谓的与日本右翼的“盟友”关系，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讲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这导致国民党在从1949年到1975年长达26年的时间里，是没有“抗战叙事”的——不歌颂抗战英雄，也甚少在军内传播抗战事迹。
这种回避，一方面加深了台湾人的历史虚无主义，为今天的“台独”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台湾“国军”变成今天的台军，事实上造成1980年代国民党军事独裁集团的倒台，但这是后话了。除了国民党自立党之初起就有的害怕“友邦惊诧”的传统以外，不讲抗战也与其败退台湾以后的政治格局有关——在解放战争中，大量抗日将领投共或者进功德林，比如王耀武、刘镇湘，少数几个抗日名将也被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排挤迫害，比如孙立人。留在台湾的，不是“第六主力”刘玉章，就是长腿将军孙元良这种跑得快的。
回到70年代，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被“全世界”抛弃的国民党成为了“亚细亚的孤儿”。在执政合法性摇摇欲坠的年代，为了加强自身合法性叙述，宣传反日仇共思想，国民党直到1973年以后，才开始拍摄一系列“地主视角”的抗战片。
国民党宣传抗日始于1974年，几年以后，就发生了“江南”事件
这个“地主视角”，是字面意义的地主视角，因为故事主人公都是十分刻意的地主阶级。老一辈人熟知的《梅花》和《八百壮士》也就是那个时代，国民党为了自身合法性拍摄的。
但就像刚才讲的，滞留台湾的国民党没什么正儿八经抗过日的，这可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怎么拿出一个“政治正确”的人来美化自己抗日功绩？这一时期，孙元良《亿万光年里一瞬》的800壮士就成了国民党文化宣传部门的“救命稻草”。
对了，孙元良有个儿子，叫秦汉，在台湾电影界有很高的地位。毕竟孙元良是谁，对拿金马奖来讲不重要，谢晋元是谁也不重要，但是秦汉是谁，对拿金马奖来讲非常重要。虽然2020年台湾国民党在韩国瑜被罢免以后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境地，但是蓝营有话语权的电影人，在金马奖上还是有一席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