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某“中研院”学者所谓“南岛语言”是“台湾国际化的软实力”之说，可见“多语台湾，英语友善”的支持者成分庞杂，“反对2030双语国家”的人士也多是各取所需。
无论他们自以为南岛语、本土语、新住民语、母语、多语或英语能接轨国际和强化竞争力，其实都无法超越“语言政治”(politics of language)的宰制。
新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时期一样，语言只是权力结构的展现，而不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当权派并不在乎任何一种“本土/外来”语言本身的发展，而且无一例外的结果是兔死狗烹：权力达阵＝语文衰微。
台湾光复前夕的1944年，全台日语普及率达到71%，但却有45万名公学校毕业生不能自如地使用日语。这是因为日殖当局实施“皇民化”的目的在于役使台湾劳动力，而不在于让台湾人具备以日语思考的能力，这也说明日殖台湾时期高学历者集中在医、农、工的现象。现在英语“他杀”本土，则是因为依附美国队的权力结构使然，与日殖台湾时期的依附阶级推崇日语，如出一辙。
因此，当前台湾学生的最大问题，是语文整体及相应思考能力的衰残，其病态是多元自视，其病根是中文不行，而病因是政治屠宰。
早在2005年，已故诗人余光中就发起成立“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联署人士超过一万名，共同发起人遍及台湾、大陆、香港、美国等地。
以如此声势诉求增加学生国文课时、提高古诗文比例、恢复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尚且全数失败，至今仅存小众的古诗文背诵与吟唱比赛而已。年轻世代的国文教师为求生存计，则纷纷报名补修“本土语”或“双语”资格。
“抢救国文教育联盟”的经验，预示了“反对2030双语国家”最多是热闹收场。台湾当局自1990年代改造历史教育以来，从没忘记改造思辨历史能力的语文教育，这是奔着改造身分认同而来的政治工程。凡是没有这种认识和相应行动的异议者，注定无疾而终；凡是违逆这项工程的挑战者，必然遭遇精神镇压，例如曾经热心两岸合编语文教材的教授和相关学校。
在这样的氛围下，执掌台湾语文教育牛耳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只能以顺为正地走向“本末倒置”的EMI课程，更无人再为台湾教改下的语文教育拨乱反正。
台湾教改从“八八课纲”、“九五暂纲”、“九八课纲”、“一○一课纲”、“一○三课纲微调”、乃至“一○八新课纲”，平均几乎每3年换一次课纲，每次都重点争议和更改中文课时、文言/白话比例、核心古文篇数和取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的课程属性乃至存废。
如今在号称“素养导向”的新课纲下，台湾小学国语课本3个版本中，平均六年只有6首古诗文；而大陆地区小学统编版语文课本，六年共有112首古诗文。相形之下，加诸“双语国家”政策的台湾学生，将被导向廖咸浩教授所说的“文化的贫乏与创造力的平庸”，而这正是新殖民宗主国所需要的“殖民地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