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印度监管体制过于严苛繁复，再加上整体行政效率长期低下，使法律法规所载的“明规则”和日常实际运用的“潜规则”平行并立，造成“企业普遍性违法，政府选择性执法”，客观上给予监管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既然莫迪政府默许支持，监管部门自身又不缺执法借口和政策工具，那么在印中资企业自然沦为触手可薅的“大肥羊”。
虽然印度各大监管部门各自为战，对中资企业发起各种各样的骚扰和打击，但其也绝非漫无目的，反而精于挑选目标。从之前几轮中资企业受损情况倒推，印度监管部门更倾向于打压某几类中资企业：
一是打压那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中资企业，因为这会让印度民众感受到“莫迪政府对华强硬确实有所行动”，因此打压目标绝大多数是面向消费者的品牌企业，而很少有中上游供应商、代理商。
二是打压那些与印度自身经济运行关联较小的企业，避免影响印度供应链稳定、就业岗位提供，以及物价民生，因此打压目标绝大多数是中高档消费品企业，而不是提供基础性、过程性产品的企业。
三是打压那些印度或者其他国家企业容易“平替”的中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即使被“赶尽杀绝”，也不会产生全局性影响，因此打压的目标企业绝大多数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此外，企业本身体量和实力也很重要，毕竟如果要薅羊毛，羊身上首先还得有毛。
这样看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简直就是莫迪政府最理想的目标：封杀中国APP不仅释放出巨大公众影响力，巩固莫迪政府的强硬且爱国的形象，也不会对印国计民生产生实质性影响，甚至莫迪政府还能反过来把驱逐中国互联网企业腾出的市场空间当作筹码，用来和本土财团或跨国互联网巨头搞利益交换。
顺着这一逻辑，中国互联网企业被莫迪政府赶尽杀绝以后，莫迪很快又瞄上在印的中资手机企业。
显然，互联网企业和手机企业虽然一个属于软件领域，一个属于硬件领域，但是二者却又非常相似：和打击互联网企业一样，打击知名度极高的手机品牌也能产生人尽皆知的社会影响力；而打击作为终端消费品的手机，对国民经济运行冲击也较为有限；同时因为手机市场竞争激烈，很容易找到平替竞品，且手机企业往往本身实力较强，具有大量可供罚款敲诈的现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监管部门热衷于骚扰在印中资手机企业，特别是市场占有率前几名的龙头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