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供应链体系印度化。
虽然很多中国手机龙头手机企业已把不少上游供应商带到印度，但是这些企业归根到底还是外资企业，遭遇不利局面非常容易抱团外迁。因此要通过印度自有手机品牌，培育由印度企业构成的供应链体系，并逐步培养供应链上的印度明星企业、支柱企业。
三是全球市场地位印度化。
虽然目前不少中资手机企业开始以印度为生产基地向全球出口，但在莫迪政府眼中这还不够资格，而只有做到“印度生产、印度品牌、印度供应链”三位一体，才能真正凸显印度手机的全球市场地位。这也正是印度不同于一般国家的最大特点：越南、孟加拉国满足于做好做强生产加工基地，而印度甚至还没真正成为生产加工基地，就已开始谋划要把整条价值链全部吃干净。
显然，虽然莫迪政府在“本土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印度化”却还很远。这也意味着莫迪政府未来还将不遗余力推动“印度化”目标，这对中国手机厂商来说也意味着更大风险、更多打压。
例如，为了推进“品牌印度化”，莫迪政府未来很有可能禁止中资手机品牌在印度出售价格12000卢比（约1012元人民币）以下的中低端手机，以此为印度自有品牌打开市场空间。
再如，为了推进“供应链印度化”，莫迪政府有可能面向手机供应链上游企业强推“合资合作”，并针对非合资供应商施加更多歧视性的打压政策，以此加快推动印度资本和企业渗入手机供应链上游。
此外，为了提高印度价值链位势，莫迪政府有可能进一步引导塔塔、阿达尼、安巴尼等本土大财团通过并购、合资等办法控制供应链关键环节，尤其是芯片、屏显等高度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同时，面对仍占印度市场主导地位的几家中资龙头手机企业，莫迪政府还可能继续采取“二桃杀三士”的计谋，使几家中资手机龙头企业互相猜忌、互相竞争、互相拆台，以此榨取最大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引入苹果、三星等美资韩资厂商进行平行竞争，而且极有可能配合美国对华经贸施压，在关键时刻毫不犹疑地牺牲中资利益。
未来，甚至不排除莫迪政府再次把互联网行业的闹剧复制到手机行业——先是中资企业带来的资本、技术、模式，完成教育消费者、培育市场需求、改善供应链体系的目标；再提出本土化、合资需求，逐步掏空中资企业以培养印度本企业；最后将目标行业的中资企业赶尽杀绝，并把腾出的市场份额“赏给”美西方大企业和印度本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