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阶段，莫迪政府还可以利用关税武器，步步为营威逼中国手机龙头企业赴印本地生产，但到了第二阶段，莫迪政府其实几乎已把常规政策工具用尽，剩下的基本都是非常规的“下三滥”政策工具，包括查偷税漏税、查汇款洗钱、查签证资格、查安全生产等。
换句话说，印度政府各部门不仅想要通过这些政策“打秋风”“薅羊毛”搞点零花钱用，还更想用这些“下三滥”的招数迫使中资企业配合行动——哪家企业把更多上游供应商吸引到印度来，哪家企业就可以免于骚扰；哪家企业不积极配合，就是重点骚扰对象。
不难看出，莫迪政府骚扰打击中国手机龙头企业，几乎已经达到“完美拿捏”的程度：
一方面，莫迪政府知道这些企业不愿，也不敢放弃印度市场，所以才敢放开手脚“打秋风”“薅羊毛”，因为即使某家中国手机企业受不了打击放弃印度市场，其他处于同一生态位的手机企业也能快速填补空白，造成一种“谁先退出，谁吃大亏；一家倒下，大家开心”的恶性博弈。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也知道，印度手机产业升级发展离不开中国手机龙头企业，所以也乐于把“小刀割肉”“小口放血”当成政策工具，特别是用来逼迫他们帮助印度政府建成本土产业生态。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印度政府为什么先查扣中资企业的出口手机，但之后又快速放行就很清楚了：一开始之所以会查扣手机，是因为税务情报局已习惯用各种下三滥手段“打秋风”，这是一种路径依赖式的骚扰和打压，但这并不一定符合莫迪政府的战略目标；而这批手机后来之所以被快速放行，很可能是因为更高层的政府部门发现，这家企业不仅做到“印度制造”，还做到“印度出口”，这暂时还属于值得鼓励的案例。
下一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从目前趋势看，即使中国手机厂商达成“印度制造”和“印度出口”的本土化目标，莫迪政府也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本土化只是阶段性目标，而除此之外莫迪政府还有更高目标和更大野心——“印度化”。
一是手机品牌印度化。不管本土化生产程度多高，外资手机品牌毕竟不是“自己人”，因此要推出印度本土手机品牌，以此攫取更高附加值，并从根本上提高对供应链的整体控制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