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议题，现场嘉宾和学者也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吴新文认为，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分裂的根源或来自于新旧自由主义的冲突，当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西方社会有可能退回到古典的自由主义寻找答案。而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超越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自由”从自由主义中拯救出来，让自由的概念从新的意识形态中获得重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法学院教授强世功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对此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当下这股“文明复兴”的全球大合唱中，或多或少隐含着对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这些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文明论述在这个大旗下团结起来。
自由主义遭受的挑战不仅由于其理论内在的局限性，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演变为建构自由主义世界帝国的企图，以至于对“世界帝国”的批判不免变成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因此，如果要激活自由主义的活力，就必须将自由主义理论从世界帝国的政治建构中解放出来。
而“文明型国家”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话语，在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看来，背后是三个基本事实：
（1）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
（2）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在以前所未闻的方式崛起。
（3）西方世界与西方模式陷入了空前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话语部分满足或回应了这种需求。
中国何以成“文明型国家”？
对于文明型国家的定义和描述，有多大程度来源于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宗教、历史和生活方式，包括现代化进程对文明型国家的影响，是本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焦点。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首先提出，讨论文明问题，要是先从大家对于基本概念的共识开始，几乎是做不到的。要厘清这个概念，汤恩比、布罗代尔、斯宾格勒的研究，还是能带来一定启发的。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讨论文明型国家，也许更容易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