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
这种对基本概念的争论，也许正能说明“文明型国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此，张维为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文明型国家”的观念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白鲁恂（Lucian Pye）带有贬义地认为“文明-国家”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到马丁雅克将“文明-国家”的概念中性化，认为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西方国家，再到今天我们探讨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意味着中国首先是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而中国古老文明的特质使它与众不同。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四超一结合”，每一项都是古代与现代的结合。
而如何看待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存在，也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其中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学术主任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的观点最为激烈。
在卢金看来，中国历史上不乏传统的中断和变化——异族征服、中华文化在同化异族时自身也发生了改变，以及当代中国大陆儒家学说不再作为主导性的政治思想、年轻人不再掌握文言文和信奉传统价值观以及古典建筑的消失等等，可以得出结论：中华文明不能被认为是“统一、连续”的，他认为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假装成国家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于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假装成文明的现代国家”。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学术主任亚历山大·卢金
针对卢金的观点，参与讨论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新文认为，卢金教授为了挑战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刻意放大了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区隔。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教学研究室主任邱文平则指出，卢金教授的观点是建立在对诸多中国概念似是而非的理解之上，俄罗斯学者经历了国家层面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学说，回归宗教、历史的现状，所以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无法理解儒家文化在民众心中的内化，以及把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中国才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面向未来的文明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