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以及儒家文化对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形塑，也成为学者集中讨论的话题。
杨荣文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非比寻常，在于其奉行的儒家文化将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并赋予这种家国天下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一次次统一，形成牢固不可分裂的文明。而在其他文明之中，只有宗教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超越国家和时空去凝聚团结共识和统一。
文扬补充到，中国愿意将自己定义为“文明型国家”而非“民族国家”，是因为如今的中国是一个成功崛起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可以高瞻远瞩地重新审视自己漫长而不间断的文明，重新发现丰富的历史遗产、诠释自己的历史。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前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文明国家以最完整的形式存在于中国，除中国外，印度、俄罗斯、土耳其也与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有关。虽然它们与中国不同——印度经历了长时间的占领和分裂；土耳其的文明是不连续的且只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之一；俄罗斯强调自己“文明国家”的属性更多地是为了强调自身的特殊性、特别是与西方世界的区别。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前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
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或文明型国家越来越获得自信和认可，显著连续性是其力量的巨大源泉。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存在一种高度有序和连贯的关系，其核心是文明和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常密切的共生关系，国家被视为人们信仰的表达、文明的守护者。中华文明以一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方式，用文明型国家的理念推动国家向未来的转变，并保持社会的稳定，是人类历史上非凡的创举。
而中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型国家，不仅仅在于儒家传统，也不能忽视经历了近代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再造。
对此，邱文平教授补充到：谁说社会主义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不是新的文明类型？如果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其实它是一种以解放全人类为理想的全新文明形态，但西方学者往往回避了这一点，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基本的论述，无法理解中国怎样将传统的大一统概念引申，与马克思相结合形成的新文明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