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马丁·雅克认为，文明型国家这一术语正在被广泛使用，尤其是那些因为殖民历史而没有建成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他们强调自身的文明传统和前殖-民时代的历史，以此区别于西方殖民者。随着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趋势也变得越来越强烈。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有三：西方国家的衰落和危机，中国大陆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以及民族国家模式的局限性和不足。
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确立民族国家体系之后的相当长时间，民族国家是西方的专属，而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正试图剥夺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即使在经历了上世纪摆脱殖民体系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之后，这些国家也并未获得真正的尊重和平等，白人居于顶端的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但这种等级制度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是这一变革的领导者和驱动力。
BRUNO MAES从印度的国情出发，解读了当下印度对于“文明型国家”概念推崇的原因，他认为，莫迪通过肯定印度的文明属性来防止西方势力意图用一套国外的标准衡量印度的成功。
当代印度是一个“受伤的文明”，民族国家是西方的发明，自然很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文明是西方的替代选择。在印度，西方的自由主义哲学以往被高度重视，在反抗殖民者的独立运动中，印度人也选择用自由主义的话语来反对殖民者。
而如今，莫迪正在说服选民反对一个英国化的精英组成的权力结构，指责西方政治思想的虚伪。西方文明更像一个操作系统，它不体现丰富的传统和习俗，也不追求宗教教义和愿景，西方的价值无法捍卫一种生活方式。非西方国家无法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中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如果土耳其、中国、俄罗斯进口整套西方价值观和规则，他们的社会很快会成为西方的复制品从而失去文化的独立性，而这种失去会被视为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代价。
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怀疑，是否真的有必要通过模仿西方国家来获得现代社会的所有利益。对于印度来说，文化同化意味着政治依赖，以至于在印度社会中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都必须由西方政治和知识权威来最终决定。对于文明国家的捍卫者来说，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已经结束，人们更愿意直接为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