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松云论坛秘书长高健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原则怎样与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怎样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重大历史命题相结合？
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一种文明的精神原则是独特的、强大的，并且对现代文明具有一种深刻的反思和超越意识，它就一定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普世和引领性的文明精神。
所以我们不能只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也应该勇敢地讨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具有怎样意义的普遍性。这个普遍性肯定不是以西方的原则为原则，也不是要把中国的发展模式强加给其他民族，而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遗忘马克思主义所指引和揭示的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人类未来新形态的可能性。
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从实践和理论中回应超越现代工业资本文明的文化原则，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定不同于西方，也一定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具有文化的借鉴意义。我们不是强加文化形态于其他文明，但是我们可以告诉其他文明，我们可以走一条基于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强世功教授也赋予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文明型国家更为深远的意义，他指出，中国文明的复兴并不是反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而是探索迈向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这就是今天中国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唯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张维为教授为什么强调要区分“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他对中国的理解是后一个概念，强调中国在吸收中国传统文明有益要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state），而不是像其他文明复兴话语中，试图将目前国家的领土扩展到历史上文明覆盖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崛起就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即唯有中国崛起才能避免世界帝国衰落之后出现的文明冲突的悲剧，将全球化的历史带向不同文明之间和平对话、共享繁荣的新时代。
与会学者们热烈讨论
“文明型国家”群体崛起，差异在哪里？
随着“文明型国家”概念影响力的逐步提升，已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主流叙事之一。除中国外，一批具有影响力和独特“非西方”历史、文化、宗教特性的国家也积极探索自身的“文明型国家”发展道路，以此作为自身发展和对抗西方式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