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中国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各个制造业领域逐步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积累，所以近年来我们的科技发明出现了井喷之势：每年国人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超过美国，高被引论文和国际专利的数量接近美国，深圳成为全球硬件创新中心，华为、阿里和国家电网等大企业名列全球创新企业前列。
华为在产业赛道上的成功反超，使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无人区，因而不得不投入巨资去搞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研究，但这并不否定它最初对美欧企业的逆向工程和模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反而恰恰说明一个后发企业在逐步升级的过程中，其科研创新活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新世纪以来的大专院校扩招政策也正在结出果实。每年470万人左右的理工科毕业生规模，约等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等经济体理工类毕业生总人数，而且我们大专院校的教学质量也在稳步提升。如此巨大规模的年轻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的供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的工程师红利，有效提升中国可贸易品（包括制成品和一部分服务）的设计品质、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也会带来一大批有品位、挑剔的中产消费者。
从各国工程师的横向比较来看，存量上美国、欧盟、日本仍然有优势，但增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工程师技能上，美国、欧盟、日本仍有优势，但数量上中国则占上风。后危机时代，中国互联网软硬件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一大批中国顶尖人才不必再远渡重洋漂泊他国，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就可以找到专业对口、薪酬可观的工作岗位。正因为如此，最近十多年中国的专利和创新产品才有后来居上之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成果的不断增长，平行竞争的战略机遇逐渐向中国倾斜。在大国竞争拉开序幕之际，中方没有同盟杠杆的负担，而美方的杠杆率已经很高了，这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结伴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的指导下，诞生了中朝“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双边关系，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覆盖全球。未来一旦有必要，就“加杠杆”的空间而言，我们远远大于美国。
而美国让中国和俄罗斯再次站在了一起，却把日本和印度拉到了自己身边，这是美国在外交和大战略层面所犯的最大错误。关于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角关系，冷战期间的战略家们有过许多思考和论述。以我本人的研究来看，战略三角关系中的制胜关键不在于绝对力量，而在于“相对较小威胁”的结构性身份带来的安全与行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