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愿意接受本币计价的适度财政赤字，一旦愿意放弃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一旦摆脱重商主义的贪愚给我们自己带来的约束，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就会呈现数倍的扩张。如何用好这种持续扩张的市场力量？我认为应该有意识地通过RCEP这类多边协定，将尽可能多的非美经济体纳入到以我为中心的贸易和投资轨道上来，确保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尽可能地向我们的高科技商品和资本开放。
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场的开放通常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我们要想重点发展哪个领域，就要努力获得这个领域的全球市场准入权，而在一个开放性的市场体系中，这也意味着我们会主动或被动地放弃某些相对次要的可贸易品的生产。
考虑到中国规模巨大而又快速老龄化的特殊人口国情，考虑到我们“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我们迟早会放弃许多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的产业。
如果逆市场规律和比较优势行事，我们不仅会浪费巨量的财政资源和机会成本，而且还会自断生路：跟你走的那些国家无法从与你的关系中获得好处，即便它们由于政治或者安全的原因而不得不停留在你的体系中，它们也无法消费你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因为你不愿意留一点生意给它们做。
有一些朋友缺乏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市场原理的理解，凭着朴素的感情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中国的企业家足够努力，只要中国政府给的政策足够好，我们就能把高中低端产业通吃下来，让它们全部留在中国。这种思维，如同认为足够大力地向上拉拽自己的头发就可以原地飞升一般。
归根结底，中国与西方两个平行市场体系之间的竞争，比的是哪个体系的整体市场规模更大，哪个体系的内部分工更加充分，哪个体系的科技进步更快。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不是两个带头大哥之间的一对一决斗，而是两个球队之间的团队对抗赛。那些喜欢个人表演的独行侠球星，尽管自己在整个赛季打得非常辛苦也非常出色，但是所在的球队最终拿不到总冠军，原因就在于他并不理解团队竞争的含义，不知道如何带队。
中国应该把引领整个体系技术进步的那些产业和核心技术抓在自己手中，而把其余部分让那些购买我们高科技产品的国家去做。当然，对于中低端的制造业，我们不是一放了之，一送了之，而是要通过“主权在人，治权在我”的海外产业新城，将它们配置到世界各地去，带动外围地区的发展，从而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外部市场搞得大大的，这就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产业链编辑能力的应用之策。
最后，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比的是各自国内政治经济的健康稳定。我们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升中国国内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吸取他国的教训，在治理中克服国内矛盾和结构性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