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清帝逊位之后，中华大地陷入了事实上的割据状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恢复了初步的统一和主权，但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阵营的中心，而是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位，多数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别人学习，亦步亦趋地追随别人的方向。长久的边缘状态，使得这个国家的多数精英缺乏华夏祖先们所展示出来的那种自信和眼界。
如今中华民族正在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和能力基础，现在差的就是与之匹配的自信、眼界和心胸，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年所说的“心之力”。所以，2035年之前，在表面上看中国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努力鼓起勇气，敢于直面竞争和风险。
在我看来，竞争早期无须太多政策创新和战略上的另辟蹊径，而应充分借鉴美国、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只是我们的规模比它们更大，质量比它们更高，速度比它们更快，（由于后发优势而）犯的错比他们更少。正如我在《中国为什么有前途》一书第一章中所详述的那样，过去500年大国权势的更替过程中，存在创新与扩散的辩证法。
下一代的领导国家在取代上一代霸主的时候，基本都是先学会后者所创新的核心内容，但是能以5到10倍的规模将对方压倒或者边缘化。至于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如科技和文明创新，是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之后水到渠成的事情。
而竞争后期，我们恰恰需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大国心态，因为我估计到2035年前后，中国的相对国力会经历一个加速爆发的过程，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则可能在内政、外交、经济、货币等各个方面经历连锁的“去杠杆”阶段。假如事态真的如此发展，我们就需要再次喊出“太平洋足够宽广”的口号，展示出我们的胸襟与格局。
历史上，在明帝国早期，明成祖对元朝残余势力鞑靼（阿鲁台部）等的清剿，破坏了北方草原的势力均衡，为瓦剌部落的崛起扫除了障碍，从而为之后的长期战略困境和明帝国的最终覆亡埋下了伏笔。我们要深刻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我们应该追求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一种“操之在我”的大国均衡与共生关系，而不是与其他所有人为敌的丛林状态，也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或者制度模式去改造别的国家，更不是击败对手时的酣畅淋漓。
其次，我们需要改变对货币与财富的认知，从贪婪而短视的重商主义中尽快走出来。
什么是钱？只有把这个问题从底层逻辑上弄明白，一个体系的主导性国家才能做出恰当的顶层设计，以实现以我为主、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两大循环。1971年之前，钱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的生产成本是很昂贵的。因此在贵金属作为货币本位的时代，债权人拥有对债务人的约束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