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中跟着美国走的国家和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搭上了科技创新的顺风车，但是那些游离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则相对贫穷和艰难。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每个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外围虽然会遭受来自中心的某种形式的剥削和压制，但是中心所汲取的一部分资源会转化为知识进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然后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援助等形式反哺到外围地区。
换言之，外围国家之所以愿意跟你走，是因为你能不断地带领它们提升生产力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决定一个体系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提供持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而创新是高风险、高成本的事情，因而在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完成之前奢谈创新，就如同要求少年儿童去干成年人的重体力活一样，他们既干不出成绩，也不利于身体发育成长。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中，或者说西方所能容忍的国际分工中，全球的研发类创新活动以前都集中在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或者准中心区域，包括美国、西北欧、日本、以色列、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地，而外围国家负责中低端生产环节。
因此，发展中国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车间里的工作岗位，而西方的大部分年轻人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获得写字楼里的体面工作。而在这种分工中，外围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高端人才其实在国内是无用武之地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如果想让自己的所学有所用的话，要么在数量大大缩减了的军工国企和科研机构中艰难度日，要么像印度和俄罗斯的优秀科技人才一样纷纷流向西方。
全球性大国对整个体系的贡献，除了体现在它的科技与知识创新能力外，还体现在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开放性大市场，并以此为基础，整合世界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形成全球性的分工与共享机制。所以，美国国内的大市场也成为美国外交力量的首要政策杠杆，因为世界各国都指望通过对美国的持续出口而获得美元这一世界性货币。
当然，为了获得和维持这种地位，美国也付出了代价，从最大工业国变为最大消费国，储蓄率大大下降，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不断强化，中部白人的就业和产业成为牺牲品。
也正因如此，后危机时代美国的市场开始逐渐转向封闭，先是搞排除中国的TPP，后是搞高关税政策，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并阻碍WTO机制运行。美国原本是全球开放市场的倡导者和维护者，如今正在变成一个反对者和搅局者。
后冷战时代，从军费开支来看，美国一家的军费是排在其后的五六个国家的军费之和。中国虽紧随其后，但即便是从宽口径计算，2020年的军费开支也仅仅是美国的40%。有必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停留在存量的绝对值比较，而是考察军费开支的重心和增长趋势，那么我们将获得大不一样的判断。